赛马与马术运动在古代也称为驰逐或走马

赛马与马术运动在古代也称为“驰逐”或“走马”，是以马的骑乘与饲养为基础的体育活动。早在公元前13世纪的商代晚期，人工饲养马匹并将马用于骑乘和争战就已经出现，至春秋战国时，赛马和马术活动就已形成，因此赛马活动迄今在我国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。

赛马活动的产生是以远古的游猎生活为基础的。在我国西北河西走廊的山崖峡谷中，曾发现大量的岩画，这些岩画中就有古代先民骑马、狩猎、作战的形象，这些岩画的时间当在公元前4000年至10000年之间，所以也有人认为马的利用和饲养时间应该更早。无论上古说或商末说，马的骑乘文化都发源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，那里曾是氐、羌、大月氏、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回鹘等游牧民族的生息之地，所以《左传》说：“冀之北土，马之所生。”也就是说马的生长地在常说的燕、代之北。

在骑射生活作为主体的同时，马匹的驯养和骑术便受到了重视。周时，马的调教和驾驭称之为“御”，与“射”一样成为“六艺”之一。马在战争中的使用愈加突出，武王伐纣时就已“戎车三百辆，虎贲三千人”，戎车即以马驾驭的战车。当时将掌握军政和军赋的官称为“司马”，也可见马的重要性。至春秋战国时，骑射之风更盛，我们熟悉的“赵武灵王胡服骑射”的故事，就是汉地向北方少数民族学习，发挥骑兵技能的例证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中就明确叙述了孙膑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的故事，说明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齐威王时期，赛马就已经流行齐国了。

汉代赛马活动不仅流行于民间，也盛行于宫廷。汉武帝极为热衷赛马，经常举行赛马活动，这与当时的尚武风俗也有很大关系。在出土的许多画像砖和陶俑中，都出现了汉代的赛马形象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赛马活动更因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长盛不衰，甘肃嘉峪关魏晋时期的墓室壁画中的赛马图，就是当时赛马活动的生动写照。

自汉代以来，除了赛马之外，还形成了以骑术为基础的多种多样的马上技艺，如骑手在马上做出各式造型，或进行高难度的骑射，或百骑争先，竞相夺标等等。这就要骑手不但有驭马的技巧，还要掌握好马上的平衡和保持矫健的身手。在山东沂南的画像石墓中，甚至发现了骑士为女子的形象，说明汉时已有女骑手，并能在马上做出高难动作。当时的马术已归为百戏之类，成为一种具有杂技性质的表演。

唐代的赛马与马术十分兴盛，自唐太宗李世民开始，就将马术列为军事训练的科目。同时，像击鞠(马球)一类的游乐也盛行于军旅和宫廷之中。宋代的汴梁马术技艺更为成熟，表演技巧精湛高超，曾为皇帝表演立马、骗马、跳马及在马上倒立、镫里藏身等多种马上功夫，在宋人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就记载了很多马术表演。

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时代，更带来了游牧文化的许多特点。元代统治者在进入中原地区以前，早就有走马、走驼为乐的活动。即使是定鼎大都之后，每当六月吉日，还要北至上京(在热河泺河上游，又称上都)去“诈马”，“诈马”即赛马，成为当时的国家赛事，每年举行一次，参加竞赛的贵族身穿一色的“只孙”官服，各执有铃的彩杖，浩浩荡荡向上京出发，进行赛马活动，赛时规定为三天。此外，在当时的大都(北京)城内，也在民间开展赛马活动，一直持续到明代，京城都要在每年春季走马骑射，明以来六百年在北京城郊兴盛不衰。

清代的宫廷赛马场地自康乾始多选择在木兰围场一带，每年秋季举行，是“木兰秋狝”中一项重要的活动，声势浩大，蔚为壮观。著名宫廷画家郎世宁曾以木兰秋狝的赛马活动为题材，创作出很多画作。除了宫廷赛马之外，在北京城中也有许多赛马活动，按不同时间分别在不同地点举行，如正月赛马多在白云观和安定门、德胜门外，二月在太阳宫，三月在蟠桃宫，六月在先农坛，七月在黄寺，八月在广安门外，九月在钓鱼台，十月以后天气转凉，赛马便停止了。

北京的西式现代赛马活动开展晚于香港、上海和天津，仅在宣统三年(1911年)由顺天府划给在京的西绅俱乐部一块200多亩的土地，地点在今天的西便门外莲花池一带，并成立了赛马会。名为赛马，实际上是一种性质的赛会，类似于天津和香港，中西人士均可参加，预售赛马票，购者以求重彩，只是为时不久，即昙花一现了。